人口危机，已经摆在了东亚面前，东亚如何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区域成了全球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区域？近邻韩国人口已经负增长，日本也饱受少子化折磨数十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前些日子指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尽管在人口学界这个数字还存在较大争议，但中国生育率确实已经在1.5的警戒线旁徘徊了。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纷纷陷入了人口危机。为什么东亚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相关资料图)

表面上看，不生孩子是经济问题，孩子的奶粉钱、补习班、学区房等等，一座座经济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北京、首尔、新加坡、东京，莫不如是。

这种解释在五零后、六零后的长辈看来，根本站不住脚。当下养育孩子，经济上能有多难？能难过五六十年代？

在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代，中国父母仍能养育四五个孩子，如今六个，大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怎么养不了一个小孩？

其实，仔细算算这笔经济账，包括补习班、学区房等等在内，均不是养孩子的必选项，而是优选项。再说白一点，不生孩子看起来是个经济问题，但实质上是文化问题。

这背后是优生优育观念在商品时代的扭曲，是竞争文化对家庭生活的侵占，也是市场经济逻辑对婚姻关系的异化。

第一，优生优育观念在商品时代的扭曲。

经历了数十年的思想变革，如今优生优育的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东亚各国人民的内心。

优生优育的观念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对父母来说，优生优育是对子女的负责，对子女来说，优生优育也宜于其成长发展。但问题是，优生优育的“优”，如何界定？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对“优”的定义几乎等同于有钱。和谐的家庭生活、正确的价值认同，有爱的家庭氛围，一旦没有钱，都不能构成优生优育的“优”。

因为没有钱就没办法吃进口奶粉，就上不了钢琴辅导班，就请不了名师做家教，更买不起学区房，让孩子上清北人大的附小，但孩子生活在每日争吵的有钱人家庭中，或者从小被父母送到贵族学校就读，连父母的面都见不到，就能算优生优育了吗？

再说得明白一些，在商品经济的时代背景之下，优生优育的观念被扭曲了。

第二，竞争文化对家庭生活的侵占。

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翻滚了40年，伴随着体制上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在文化上，包括中日韩在内的儒家文化圈也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便是推崇个体主义、竞争意识的竞争文化。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竞争文化是西式个体主义的必然结果。从小升初到中考，从高考到公务员考试，从职场竞争到创业打拼。可以说，整个儒家文化圈的年轻人都是在竞争中成长的，竞争构成了当代人的生命历程。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经烙进了新时代东亚各国家长的潜意识里，而这个“输”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输”的背后是对手的竞争。这种竞争文化之下，人们社交关系中首先视他人为对手，其次才会视他人为朋友。

再说白一些，竞争文化之下，社会信任是难以建立的。当竞争文化蔓延到家庭生活，一方面引起了年轻夫妻的信任感缺失，结婚前甚至要订立婚前协议，想好离婚时的处理方案。另一方面呢，在竞争中成长的年轻父母早早的为孩子们想好了各项竞争，而赢得这项竞争的意愿，无形中抬高了生育成本。

第三，市场经济逻辑对婚姻关系的异化。

尽管在当下的中日韩等国，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了经济常态，但只要稍作深思，便不难发现，儒家文化精神与市场经济逻辑有着天然的矛盾。

市场经济逻辑是一种纯粹的现代经济理性，其核心是资本的增值，而儒文化的人生信念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根基便是婚姻家庭。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国家是消费市场，是原材料供给地，是生产资料。但在儒家文化的视角下，国家是无数个家的组合，国家是人的精神家园。文化归属。

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自于资本，而儒家人文精神的驱动在于家庭，两者是无法并行不悖的。当下的共存，实质上是儒家人文精神复兴进程中的阵痛。

我们在文化领域，面临了市场经济对儒家文化中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异化。一方面，儒家人文精神对家庭的理解是情感的归一，而市场经济将婚姻关系变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的本质是商业合作双方之间订立的关系。另一方面，儒家人文精神对生育视为文化的传承、香火的延续、家庭的基石，而市场经济把生育本身资本化了，孩子变成了一种投资，连孩子的成长、教育也被金钱上的投入量化，评估优劣。

说白了，资本让人把生育问题当成经济问题来考虑，根本上是把家庭价值排在了经济价值的后面，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错位。

这种文化上的阵痛已经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发展手段，但绝不应该是一种主流文化，更不能让经济利益侵犯儒家文化追求的家庭价值。

少子化的病根在文化，但不是儒家文化的错，而是文化领域的盲目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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